一张烧成灰的录取通知书，竟藏着两个人的人生秘密

我叫程霜。二十年前，我是县里最有希望考上师范大学的尖子生，却名落孙山。我不信命，

一个人揣着几百块钱去了北京，从一个没人要的野老师，干到京圈小有名气的金牌讲师。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一部励志剧。结婚，生子，扎根。直到教培行业寒冬降临，婚姻破裂，

我一无所有地逃回老家。在母校，我遇见了另一个“程霜”。一个和我同名同姓，

顶着高级教师职称，过着我梦寐以求生活的女人。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励志故事，

从开头就是个笑话。我不是落榜，我是被人偷走了整个人生。他们说，她爸是副县长，

让我认命。可他们不知道，当年在北京，有个被我拒绝过的学生家长，他爸，

能让副县长全家都认命。现在，我的复仇开始了。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一笔一笔，连本带利。1.北京，

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1999年的夏天，天特别热。知了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叫得没完没了，

像是在催我的命。我妈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放在我桌上。碗边都是水汽。“霜，还没来？

”她问。我没回头，眼睛还盯着桌上那本地理图册。上面画着北京的地图，

故宫的红墙被我用指甲划出了一道白痕。“没。”我的声音很干。整个县城，

该来通知书的同学，都来了。王小军去了南开，李莉进了复旦，就连平时成绩不如我的赵磊，

都收到了省师范的录取通知。只有我，程霜，估分最高的我，什么都没有。

邮递员的绿色自行车，成了我那半个月里最大的指望和绝望。我每天都守在巷子口，

从他车上每一封信里找我的名字。直到最后一天，邮递员摇着头对我说：“姑娘，真没了。

今年的都送完了。”天一下子就塌了。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那天晚上喝多了，

蹲在院子里，用粗糙的手抹眼泪。“我的娃，那么聪明……咋就考不上呢？”我妈在一边哭，

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是不是分数算错了？”我没哭。

我只是觉得心口堵着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我不信。我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道大题，

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不可能差那么多。家里没钱给我复读。我弟还要上高中。那天晚上，

我把所有课本和复习资料，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我划了一根火柴。火苗舔上书页，

慢慢卷起，变成焦黑。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公式和诗句在火光里扭曲，消失。

我对我爸我妈说：“我不读了。我去北京。”他们都愣住了。“你去北京干啥？

咱们又没亲戚在那。”我妈拉住我的手。“打工。当老师。”我说得斩钉截铁。

他们以为我疯了。可他们不知道，去北京当老师，是我早就想好的路。考上师范大学去，

和现在这样两手空空地去，不过是难易模式的区别。我没得选了。走的前一天，

我去找了班主任。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看着我的眼神里全是惋惜。他帮我查了分数。

确实，离省师范的录取线，差了整整三十分。“程霜啊，是不是……高考那天太紧张了？

”他叹了口气。我摇摇头。我记得很清楚，那两天我状态很好。从老师办公室出来，

我在走廊上碰见了柳思嘉。她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长得漂亮，家里条件好。

她爸是当时教育局的一个科长。她也考上了，一所北京的普通本科。她看见我，

脸上带着那种恰到好处的同情：“程霜，别难过了。以后还有机会的。”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有点假。我没说话，从她身边走了过去。我揣着我爸给我的五百块钱，

坐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车厢里一股方便面和汗水的混合味道。我靠着窗户，

看着家乡的田野一点点倒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在北京当上老师。最好的那种。

2.新东方的大门，关着北京站的人潮差点把我冲散。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

里面装着我所有的家当。我站在广场上，看着周围高大的建筑，第一次感觉自己那么渺小。

我在一个地下室旅馆住了下来，一天十五块钱，不带窗户，空气里永远一股潮味。第二天，

我直奔海淀黄庄。九十年代末的黄庄，已经是教培机构的天堂。

满大街都是扛着广告牌发传单的人。我的目标很明确：新东方。那时候的新东方，

是所有想当老师的人心里的圣地。我走进那栋楼，前台的姑娘看了我一眼，

问我：“有预约吗？”“没有。我想来面试当老师。”她递给我一张表。我看到学历那一栏，

犹豫了。我只有一张高中毕业证。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填了。在“教学经验”那一栏，

我写上了“高中三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辅导过多名同学”。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接待了我。他看了我的表，眉头就没松开过。“高中学历？”他问。

“我高考失利了，但我……”“我们这里，最低要求是北大清华的本科生。”他打断我，

把申请表推了回来，“小姑娘，你很有勇气。但我们这里不适合你。”我走出新东方的大门，

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玻璃门，亮得刺眼，把我和里面的世界隔开了。我没有气馁。大的不行，

就去小的。我在黄庄附近转悠，专门找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气派的小机构。

一家叫“启航”的培训班收留了我。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姓王。

他看了我的高中毕业证，又让我当场做了一套高考模拟卷。我做得很快，几乎全对。

王老板的眼睛亮了。“行啊小姑娘，有点东西。这样，你先从助教干起，一个月八百。

没底薪，按课时算。干得好，就让你转正。”我答应了。我的工作，就是给正课老师打下手。

印卷子，批作业，维持课堂纪律。带我的老师姓周，三十出头，据说是人民大学毕业的。

他讲课没什么激情，照本宣科，学生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但我看得特别认真。

我把他讲的每一个知识点都记下来，然后在心里琢磨，如果是我，我会怎么讲。

批作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生错的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题。我把这些错题整理出来，

归纳了解题方法，写在一张纸上。下次上课前，我把纸递给周老师。“周老师，

我发现大家最近在函数求导这块错得比较多，我总结了几个小技巧，

您看要不要在课上讲一下？”他接过纸，扫了一眼，没什么表情地揣进口袋。“知道了。

”课上，他一个字都没提。下课后，我看见他把我那张纸扔进了垃圾桶。那天晚上，

我回到地下室，第一次失眠了。我躺在又硬又潮的床上，闻着被子上的霉味，

脑子里乱哄哄的。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在这里，没人会在乎你的才华，

除非你能把它变成实实在在的利益。光有本事不行，你得让老板看见。机会很快就来了。

一天下午，周老师临时拉肚子，上不了课了。王老板急得团团转。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学生和家长都在外面等着。我走到王老板面前。“王总，让我试试吧。”他看着我，

满脸怀疑：“你？你行吗？”“不行，您一分钱都不用给我。”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他没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行，你上。要是搞砸了，

你立马给我滚蛋。”我拿着我的备课本，走进了那间坐了三十多个学生的教室。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式讲课。我一点都不紧张。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回家了。

3.你这老师，怎么卖课？那节课，我讲的是立体几何。我知道这帮孩子最头疼这个。

空间想象力，辅助线，光听名字就想睡觉。周老师的教法，是让学生背公式，然后套题。

我不一样。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同学们，我们今天不讲课，我们来玩。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一脸莫名其妙。我把橘子举起来。“这是什么？”“球。

”下面有人懒洋洋地回答。“好，现在，”我拿起一把小刀，在橘子中间横着切了一刀，

“这是什么？”“一个平面截一个球体。”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截面是什么形状？

”“圆形。”“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知识点，球的截面特性。”我把橘子掰开，

露出里面的果肉。“你们看，截面圆的半径，球的半径，还有球心到截面的距离，

构成了一个什么？”“直角三角形！”好几个人同时喊了出来。“bo！”我打了个响指，

“勾股定理，还记得吗？a方加b方等于c方。搞定。”那一堂课，我用了橘子，魔方，

还有矿泉水瓶，把所有难懂的知识点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下课铃响的时候，

教室里特别安静。然后，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了掌。掌声越来越响。王老板靠在后门，

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那天之后，我转正了。工资涨到了一千五，带一个班。

我开始琢磨怎么讲得更好。我发现，教这帮半大不小的孩子，光讲知识点没用。

你得跟他们聊天，懂他们的梗。他们喜欢周杰伦，我就用《双截棍》的歌词来讲排比句。

他们沉迷《传奇》，我就把函数图像比喻成打怪升级的地图。我的课堂越来越火爆。

很多别的班的学生，都跑来蹭我的课。王老板乐开了花，给我加了两次工资，

还把我提成了教学主管。但也惹来了麻烦。周老师开始处处给我使绊子。他跟老板告状，

说我上课不务正业，尽讲些乱七八糟的。他还联合其他几个老教师，孤立我。我不在乎。

我知道，在培训班这种地方，续班率和报名人数才是硬道理。期末的时候，我带的班，

续班率百分之九十五。很多家长指名道姓要上我的课。王老板在员工大会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一个厚厚的红包塞给我。“程霜，好样的！这个月奖金，你拿大头！

”周老师的脸，绿得像窗外的爬山虎。我的日子好起来了。我从地下室搬了出来，

在五道口租了一个小单间。虽然小，但有窗户，阳光能照进来。我开始存钱。

每个月除了基本开销，剩下的钱我都存进一张卡里。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变多，

我才觉得在这个城市有了一点点安全感。有一天，一个家长在下课后找到了我。他叫方建业，

是他儿子方宁的爸爸。方宁是我班上的学生，很聪明，就是有点贪玩。方建业是北京本地人，

离异，自己带着孩子。他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人看着很老实，每次来接孩子，

都会跟我聊几句。“程老师，谢谢你。方宁最近进步太大了。以前他最讨厌数学，

现在回家都主动做题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是孩子自己聪明。”我客气地说。

“不，是您教得好。”他很坚持，“那个……程老师，为了表示感谢，我想请您吃个饭，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我看着他真诚的脸，没好意思拒绝。我们去吃了附近的一家烤鸭店。

他很会照顾人，给我卷烤鸭，帮我倒茶。他跟我聊他的工作，他的生活，

还有他那个不省心的儿子。他说，他觉得我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很不容易。

那天晚上，他送我到楼下。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说：“程霜，我觉得你特别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说实话，我对他印象不坏。踏实，稳重，

是个过日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北京户口，有房子。那是我当时最渴望的东西。一个家。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只是对他说：“方大哥，不早了，你回去吧。路上小心。

”但我知道，有些事情，从那一刻起，不一样了。4.一纸婚书，

北京户口我和方建业的交往，顺理成章。他每天下班都会来接我，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

周末，他会开着他那辆半旧的桑塔纳，带我和方宁去香山，去颐和园。方宁很喜欢我。

他会拉着我的手，叫我“程老师”，然后偷偷塞给我一颗糖。方建业对我很好。

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提前给我准备好红糖水。他看我冬天洗衣服手冷，

就去买了一台小洗衣机。他对我说：“程霜，你别那么辛苦了。以后有我呢。”我承认，

我心动了。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有一个人这样关心你，为你遮风挡雨，很难不动心。

半年后，他向我求婚了。没有戒指，没有鲜花。他只是在一个晚上，

把他的户口本和房产证放在我面前。“程霜，嫁给我吧。这样，你就是北京人了。

方宁也需要一个妈妈。”我看着他，心里很平静。我知道，这桩婚姻里，爱可能不多，

但诚意和现实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需要一个身份，一个家。他需要一个妻子，

一个能管教好他儿子的后妈。我们各取所需。我点了点头。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婚礼很简单，

只请了双方的几个亲戚。我这边，只有我爸妈从老家赶了过来。看到方建业两室一厅的房子，

看到我这个有稳定工作的北京女婿，他们脸上的愁云终于散了。临走时，我妈拉着我的手，

眼圈红红的。“霜，你总算熬出头了。”我笑了笑，没说话。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

我辞掉了培训班的工作。方建业觉得，一个女人家，没必要在外面抛头露面。他说，

他的工资足够养活我们一家三口。我成了全职太太。每天，我送方宁上学，

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家打扫卫生，研究菜谱。方建业的单位离家远，每天通勤要三个小时。

他回到家，总是一脸疲惫。我把饭菜端上桌，他默默地吃，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吃完饭，

他看电视，我看书。方宁写作业。十点，准时熄灯睡觉。日子就像上了发条的钟，精准，

但无趣。我怀孕了。是个儿子。方建业很高兴，他的父母也很高兴。他们觉得，方家有后了。

生孩子那天，我难产，疼了十几个小时。我躺在产床上，汗水湿透了头发，

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我叫着方建业的名字。他在产房外，听着护士的话，签了一堆的字。

孩子抱出来后，所有人都围着孩子，只有我妈，端着一碗鸡汤，走到我床边。“霜，辛苦了。

”我看着天花板，眼泪流了下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更忙了。我给他取名叫方舟。

我每天围着两个孩子，一个丈夫，一个家团团转。我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

很久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我变成了那种我曾经最看不起的女人。有时候，夜深人静，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眼角有了细纹的自己，会觉得很陌生。我问自己，程霜，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你当年那个要去北京当最好的老师的梦呢？那个梦，

好像被我锁进了一个很深的柜子里，落满了灰。直到2021年夏天。“双减”政策下来了。

整个教培行业，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我曾经工作过的“启航”，

还有黄庄那些大大小小的机构，都倒闭了。王老板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全是颓败。

他说：“程霜，时代变了。”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我觉得，我的时代，好像也要变了。

5.双减，双输双减政策，对方建业没什么影响。他的单位是铁饭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但对我们这个家，影响很大。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抱怨。“都怪你，

当初非要给方宁报那么多班。现在好了，钱都打水漂了。”“小舟以后怎么办？不让补课了，

他跟不上怎么办？”“你说你，当初也是个老师，怎么就没点远见呢？

”他把所有的焦虑和不满，都发泄到了我身上。我一开始还跟他解释，跟他讲道理。

后来我发现，没用。他根本不听。他只是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而我，就是那个出口。

我们开始频繁地吵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长了，要吵。

晚饭的菜咸了，要吵。我给他买的衬衫不是他喜欢的牌子，也要吵。有一次，

我们为了小舟上哪个兴趣班吵了起来。他想让小舟去学奥数，以后好走竞赛的路子。

我觉得孩子还小，应该先培养兴趣，我想让他去学画画。“学画画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他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程霜，你能不能现实一点！现在竞争多激烈你不知道吗？

”“方建业，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孩子的想法？”我也火了，“他喜欢画画，不喜欢数字！

你为什么非要逼他！”“我逼他？我是为他好！你懂什么？你一个高中毕业的，

你知道现在的教育形势吗？”那句话，像一把刀，插进了我的心脏。我看着他。

他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我突然觉得，他很陌生。这个男人，是我同床共枕了十几年的丈夫。

他竟然是这么看我的。原来，在他心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大学文凭，

靠他才在北京立足的外地女人。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那天晚上，我们分房睡了。

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冷战持续了很久。家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两个孩子都很敏感，

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婚姻，我的人生。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找方建业谈了一次。我很平静地对他说：“我们离婚吧。”他愣住了。他可能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