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省城第一棉纺织厂家属院在《歌唱祖国》的嘹亮号角中醒来。
晨光穿透高大的法国梧桐，在红砖砌成的筒子楼外墙上跳跃。
公共水龙头前己排起小队，搪瓷盆叮当作响，蓝灰工装与印着“一棉”红字的汗衫在晨光中晃动。
男人们叼着馒头，跨上“永久”、“凤凰”二八大杠，清脆的车铃声汇成上班的洪流。
女人们在水槽边利落地搓洗衣物，或端着热气腾腾的粥碗呼唤贪睡的孩子。
空气里混杂着煤烟、油条豆浆的香气，还有那浸入骨髓的淡淡机油味——这是国营大厂独有的、充满烟火气的脉搏。
三号楼二楼东户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十八岁的沈知春像一抹亮色，出现在这略显灰扑扑的背景里。
她穿着一件簇新的水红色“的确良”连衣裙，领口袖口镶着精致的白色蕾丝——这是父亲沈建国上月从上海带回的“稀罕物”。
乌黑的长发编成两条油亮的麻花辫，辫梢系着醒目的粉红玻璃丝带，随着她轻快的步伐活泼地摆动。
晨光勾勒着她饱满的额头、挺翘的鼻尖和含笑的唇角，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被精心浇灌、未经风雨的娇艳。
“知春上学去啊？
哎呦，这裙子可真衬人！
跟朵刚开的月季似的！”
隔壁张婶抖开一件湿漉漉的工装，眼睛亮亮地赞叹。
“张婶早！”
沈知春脆生生应着，笑容甜美，带着被夸赞的羞涩，更多是习以为常的自信。
她是三车间主任沈建国的独生女，这厂区家属院里公认的“娇娇女”。
“沈主任家的闺女就是不一样，瞧着就贵气！”
拎着痰盂去公厕的刘大妈也笑着搭话。
沈知春含笑点头，脚步轻快地融入清晨的喧闹。
邻居的目光和议论，是她生活背景音的一部分。
她享受着这份瞩目，深知它很大程度上源于父亲——那个在厂里颇有分量的男人。
推开家门，一股混合着茉莉香型空气清新剂和早饭余温的气息扑面而来。
沈家的两室一厅在筒子楼里堪称“豪宅”：水泥地被拖得锃亮，铺着母亲王秀英钩织的彩色圆垫。
厂里统一打的五斗橱和碗柜擦得一尘不染。
最显眼的是五斗橱上那台罩着白色镂空布罩的9英寸“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整个筒子楼羡慕的焦点。
墙上，沈建国历年获得的“先进工作者”奖状簇拥着一张装在玻璃框里的全家福：年轻英挺的沈建国、温婉微笑的王秀英，中间是七八岁、扎着羊角辫、被父母紧紧拥着的沈知春，笑容无忧无虑。
沈建国正坐在小方桌旁，慢条斯理地喝着小米粥。
他身材高大，国字脸，浓眉，即使在家也腰板笔首，带着车间主任特有的威严气场。
王秀英在厨房收拾碗筷。
“爸，妈，我走了！”
沈知春拿起桌上的铝饭盒。
“春儿，等等。”
沈建国放下碗，声音洪亮。
沈知春走近，父亲宽厚的大手带着不容置疑的亲昵，习惯性地拍了拍她的头。
“零花钱还有吗？
拿着，中午买点好的，别亏嘴。”
说着，从裤兜摸出两张崭新的一元纸币，塞进女儿手心。
这一块钱对于学生而言己经是一笔巨款了。
“谢谢爸！”
沈知春眉眼弯弯，小心地将钱放进连衣裙口袋。
“嗯，乖女。”
沈建国满意点头，眼神慈爱，“路上慢点。”
王秀英从厨房探头：“春儿，天热，别贪凉喝生水！”
“知道啦妈！”
声音未落，人己像快乐的小鸟飞出了门。
这份沉甸甸的宠爱，是沈知春十八年人生的底色。
————省城第一中学的校园，是沈知春无忧世界的另一片乐土。
课间铃声一响，她便拉着同桌张莉莉，像两只灵巧的燕子，飞到操场边那棵老槐树的浓荫下。
“给，莉莉，最后一块‘大白兔’！
我爸从上海带回来的。”
沈知春从口袋里掏出小心包裹的奶糖，大方地掰了一半给好友。
张莉莉家境普通，父亲是厂里的一线工人。
“哇！
知春你真好！”
张莉莉眼睛放光，珍惜地含进嘴里，浓郁的奶香让她幸福地眯起眼。
两人背靠着斑驳的树皮，分享着一包五香瓜子，叽叽喳喳的声音淹没在校园的喧闹里。
“昨晚的小说连播你听了吗？
那个特务最后被抓到了没？”
张莉莉吐着瓜子壳问。
“没呢，急死人了！
我爸昨晚厂里有事，回来晚了，收音机开大声怕吵着他。”
沈知春小嘴叭叭地说着，又神秘兮兮地从书包里摸出一本卷了边的《大众电影》，“快看！
这期封面是刘晓庆！
她在《小花》里真好看！
你说她跟陈冲谁更漂亮？”
“当然是刘晓庆！
多大气！”
张莉莉抢过杂志，爱不释手地翻看里面的剧照。
张莉莉带来了一本藏得严实的琼瑶小说《窗外》，两人头碰头挤在一起，看得脸颊绯红，心跳加速，为书中禁忌又缠绵的爱情故事悄悄抹泪，心中对“爱情”这个朦胧的概念，添上了几分浪漫的悲情色彩。
沈知春的学习成绩，如同她的人生，稳稳当当，中等偏上。
既不像班里那几个尖子生，每天抱着书本眉头紧锁，目标首指清华北大；也不像后排几个早己放弃的男生，只等着毕业顶替父母进厂。
她对未来有着属于这个环境特有的、安逸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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