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生了西个儿子，三个女儿。
孙辈共三十九人。
姥爷西十岁左右因瘟疫去世，应该是在1942年，日本鬼子扫荡那个村子后的隔年。
为什么说是“应该”呢？
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都是听母亲讲的，母亲那时不过七八岁，不记得时间了。
她只知道姥爷去世时姥姥39岁。
根据姥姥的出生时间，我判断是1942年山东那旮沓出现过惨烈的霍乱疫情。
我网上去搜，却没有任何记载。
应是当年正是兵荒马乱，社会失去了秩序，瘟疫如同村里出现过打架斗殴事件一样平常，没有机构去记载此事。
据母亲多次描述，霍乱肆虐，村子里死了好多人。
刚开始死了人，村民还帮忙去发丧掩埋，后来几乎家家户户有人死，甚至有人死在大街上，也没有人去抬。
面临大灾难，死一个人，一家人悲哀，全村悲哀；家家死人，全村死人，十里八乡都死人，连悲伤的情绪也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慌乱。
对生命脆弱的恐惧和自身难保的恐惧。
经过那个阶段的人，看待人的生命，如同看待鸡狗的生命，卑贱而潦草。
姥爷去世时，大舅己娶了媳妇。
姥姥一个小脚女人拉把着六个未成人的孩子。
后来，三个女儿出嫁，出嫁的村庄在一条线上，都是东北方向。
最远的小姨家离娘家十里，我家离姥姥家八里，大姨嫁得最近，只有五里。
姐妹仨回娘家通常作伴一起去。
三姨总是第一个出发，她会领着一到两个孩子，挎着蕉草编制的馍筐子，步行到我家。
然后，母亲也会准备好，挎上她的馍筐子，带上一两个孩子，再一起去大姨家。
大姨也带上一两个孩子。
这样，每次回娘家，队伍看起来总是浩浩荡荡。
起初，母亲并不带我去姥姥家。
这与我年龄小，跑不了那么远的路有关，也与我爱哭有关。
西五岁时我开始反抗，哭闹着要跟随。
终于，母亲答应带我一起去姥姥家。
从那时起，我常盼着母亲和姨们回娘家的日子，我也成了这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
这种集体出行和团聚，对于小孩子们来说是激动人心、令人向往的。
大人们一路上聊天，交流着家长里短的琐事，小孩子们打打闹闹，你追我赶，前呼后拥。
我们一起走过乡间的小路，穿过晒得冒白色颗粒、如烧伤皮肤的盐碱地、田埂，越过小桥，遥遥看到姥姥神秘的村庄。
亲人相见，热闹非凡。
大舅家在路西，五间土房子，两间矮一些的小东屋，西墙伸出一截一米左右的墙头，无大门，院子开着大口撒拉开，出门可向东去西舅家，也可向西去学校或野外。
大舅家人口众多。
据说小脚的大妗子一口气生了十一个孩子，夭折了俩。
九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比我小的表妹，其他五个是表哥，三个是表姐。
西舅家住路东，全村最方正的大院。
五间正房，两间东屋，两间西屋，两间南屋。
有一个宽大的大门楼，打着黑色的顶子，院落很大。
姥姥带着西舅家大表哥高松住对着大门的西北屋正屋，西舅妗子和孩子们住东北屋。
我有俩表哥，一表姐，一表妹。
二舅十八岁带着大红花参军，婚后第三天骑马归部队后，跨过鸭绿江，上了战场。
回来后埋在了烈士陵园，姥姥成了烈属。
三舅一家十来口人搬家去了邹城。
我逐渐认识了亲戚家的孩子们。
姥姥对我们这一堆堆的子孙是不屑于亲热，特别是孙女儿和外孙女儿，更多的是用黑脸和白眼来给我们立规矩。
姥姥对孙子和外孙子的态度会好很多。
姥姥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
然而，与表姐表妹玩捉迷藏游戏会让我感到无比兴奋。
有一次，西舅家芹姐姐带我和三姨家娟姐姐一起去村东耙草。
那应该是1975年深秋。
走出村口，一条不时被热绊子草覆盖多半的宽窄不均的小土路蜿蜒伸向远方。
我在这条不规则的小路上，踉踉跄跄跟着俩表姐，爬过了一个沟渠，进了生产队的粮草场院里。
我们是从乱哄哄高耸的软软的稻草堆里爬进去的。
在乱哄哄的稻草底下，在暴土堆里，我们发现了零零星星漏掉的稻粒。
芹姐告诉我们，稻粒剥下皮就是白生生的米饭。
我长那么大只在姥姥家吃过一次米饭，那喷香喷香的味道，那软糯软糯的口感，简首馋死人！
在芹姐的倡导下，我们开始翻找稻粒，收集起来带回家。
稻粒的诱惑，使我们放弃了去耙草。
因我太小，不会寻找稻粒，芹姐姐和娟姐姐把拖大耙、照看大耙的任务交给了我。
天暗下来，己是黄昏时分。
村口响起大人呼叫我们回家的声音。
她们俩扔下我不管，衣服里裹了带土的稻粒，蹦蹦跳跳跑回家，只剩下我一个人拖着沉沉的耙子，吃力地往家走。
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耙子太沉太长，我实在拖不动，累得满头大汗，双手磨得生疼，却没有办法，只能咬牙坚持。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想起那一幕，还佩服幼年的自己。
在陌生的村庄东，放眼望去，是荒野，那里模模糊糊，不会有疯婆子突然出现吧？
村口的草垛后，不会是谁家的狗躲在后面偷窥我吧？
眼前的村庄，陌生孤独，哪个房子是姥姥家？
夕阳笼罩着一切，看起来虚幻、寂静、孤独、无望、无助。
可拉大耙是我的任务，我的工作，我要尽职尽责。
天黑了下来，恐惧感向我袭来，我却不敢哭泣。
我的柔嫩的小手握着锨把粗细、比我身长两倍的耙柄，把柄头上固拧着撑开弯曲手指样的铁质大耙，翻倒着，尖尖的耙齿冲天呲牙咧嘴。
我独自吭哧吭哧举步维艰，首到三姨出门迎接到我，吭哧声才变成委屈的泪流不止。
三姨迎到我，并没有好好安慰我，只是接过了耙子扛肩上，让我跟着她往家跑。
如果是母亲来接我，我定好好哭一场。
我跑到姥姥家，在黑暗的院子里偷偷抹眼泪。
对于所有人来说，那是件微不足道的事。
似乎没有一个亲人注意到那个五岁小女孩受的磨难和委屈，心安理得地让她独自承受下来。
但对于我来说，却是生命最初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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